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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烛:诗人当自强

更新时间  2018-07-31 16:41:51 陶瓷世界网 阅读

洪烛:我们谈起诗的标准。诗要么是无标准的,要么有无数的标准,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标准。诗有无限的可能性,因而无法有统一的标准。每个人有各自的标准,才可能有独创性。我的标准是什么呢?我说,还用去到处找标准吗?新诗的标准就在它的名字里写着。

编者按: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诗歌在一定层面已经进入了当下精神生活的核心;同时,中国诗歌网的不断发展和壮大,也让越来越多的实力诗人渗透到了中国诗歌网的各大板块!正值中国新诗走过百年之际,为了展示中国实力诗人的气质和风彩,我们有了这次独家策划,对中国实力诗人进行系列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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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烛(诗人主页):原名王军,1967年生于南京,1985年保送武汉大学,现任中国文联出版社诗歌分社总监。出有诗集《南方音乐》《你是一张旧照片》《我的西域》《仓央嘉措心史》《仓央嘉措情史》,长篇小说《两栖人》,散文集《我的灵魂穿着草鞋》《眉批天空》《浪漫的骑士》等四十多部。获中国散文学会冰心散文奖、中国诗歌学会徐志摩诗歌奖、老舍文学奖散文奖、 央视电视诗歌散文大赛一等奖及《中国青年》《人民文学》《诗刊》《星星》等诗歌奖项。

访谈

1、笔者:近10年,您创作了《李白》、《我的西域》、《陆游与唐婉》、《仓央嘉措心史》等11部长诗。其中,《仓央嘉措心史》创造了个人诗集畅销的业绩:东方出版社第一版6千册很快售罄,不到到半年就三次印刷,这对于一部10000行的长诗来说,成绩出色,且诗坛鲜有。请您谈一下这部长诗的创作历程!

洪烛:2012年夏天我参加中国诗歌万里行走进西藏采风,坐在拉萨的“玛吉阿米”,有了写长诗《仓央嘉措心史》的冲动,我忘我地投入进去了。写长诗或诗剧如同演古希腊悲剧,诗人需“入戏”,作者动心动情,读者才动容。我对西藏的历史乃至仓央嘉措的生平也不敢说多懂。但有好奇心,还有敬畏感,更想脱离现实,从审美角度解构它。所写《仓央嘉措心史》及续集《仓央嘉措情史》,由东方出版社推出,连续加印。根据这两部书编排并搬上舞台的朗诵诗剧《仓央嘉措心史》,在深圳音乐厅演出。在首届中国(佛山)长诗节获得首届中国(佛山)长诗奖,又在2016新年诵读会暨首届“中国诵读艺术家”颁奖盛典获得2015年度中国诵读文学贡献奖。东方出版社推荐语写得好:“《仓央嘉措心史》作者从仓央嘉措角度出发,写仓央嘉措作为一个精神领袖和作为一个普通人对爱情的执着与向往之间的矛盾。”我写诗剧《仓央嘉措心史》属于换位思考换位歌唱,需要进入角色。长诗要有戏剧性,诗剧要有舞台感,才能立体化。长诗需要有时空背景才有纵深感,才能突破“平面抒情”。长诗或诗剧比短诗更需要时代背景或文化背景,才成立。短诗是冲刺的激情,长诗或诗剧是激情的马拉松。写长诗或诗剧,比写长篇小说更投入感情:需要激情不熄火。诗剧比歌剧有更大的想象空间。我不敢想像当代人还能写出史诗,这是恐龙一样的诗歌古生物。但当代诗人有必要向史诗致敬。仓央嘉措的情歌不是史诗,可他本人太像史诗里的人物,他的情歌也像史诗的画外音。我喜欢用想像虚构那段岁月。在那虚拟的史诗里,有一个悲剧王子,有一个诗歌活佛,有一个大众情人。也许他跟真实历史里的仓央嘉措有所区别,甚至不完全是一回事,但我希望他们至少有某种神似。

2、笔者:您是80年代,绝无仅有,因诗好并发表大量组诗被保送进武汉大学的诗人,这段志得意满的“皇冠加冕”,到底是怎样一段趣事?

洪烛:80年代初我在南京梅园中学读书时,是一个热血沸腾的诗歌少年,甚至上课时都偷偷在笔记本上写诗。回家后用方格稿纸仔细誊抄了,装在信封里贴上邮票,投寄各种报刊。我永远忘不掉把诗稿塞进邮筒时激动而又不无紧张的心情,就像给暗恋的姑娘寄求爱信似的。然而连续不断寄出的“情书”,总是附着编辑的审读意见或铅印的退稿单又飞了回来。我仿佛失恋一样忧伤,但第二天就恢复过来了,准备下一轮的“情感攻势”……说实话,我这辈子还不曾对哪位女孩如此狂热且执著呢。我哪是在投稿啊,分明在向缪斯求爱,她是我人生中最美的女神。给人的印象:我跟自己精神恋爱的对象书信来往颇为频繁……我的诗稿,《星星》《鸭绿江》《当代诗歌》《儿童文学》《少年文艺》等报刊,都发表了,还获得《文学报》等十几项全国性征文奖。《春笋报》《语文报》等还刊登了对我的专访。我也就成了有一定知名度的校园诗人,1985年,我面临高中毕业,由于偏执于文学,数理化成绩一塌糊涂,连高考预考都未通过,只好准备做个”待业青年”。但自己仍想像高尔基那样到社会(“我的大学”)上继续实现文学之梦。有个中学同学的哥哥是开照相馆的,我甚至准备毕业后去那儿当临时工……幸好南京梅园中学觉得我给母校争得些荣誉,从报纸上看到武大校长刘道玉是教育改革家的报道,想出了一招:把我发表的作品及获奖证书复印许多份,向武大等全国二十多所大学寄发了推荐函。时任武大校长的刘道玉读到南京梅园中学推荐信和我获奖的诗歌,特意派一位负责招生的老师来南京,领我坐长江上的客轮去武汉面试。那是我第一次出远门,在珞珈山上,几位中文系老教授问了我一些文学问题,我初生牛犊不怕虎,对答如流。他们让我就前来武汉面试的感受当场写诗,我联想到坐在江轮上看的风景,一气呵成一首《长江拐弯处》,暗喻长江拐弯处也正是我人生拐弯处。老教授传阅后大加赞赏。我想王勃当众写《滕王阁序》语惊四座时也这么兴奋吧?只是由于武汉大学还要向教育部汇报并提出特招申请,没法当场拍板。我回南京后,华东师大也来电话了,让我去上海参加面试。后来,这两所大学几乎同时寄来了录取通知书,华东师大还表示可以额外给我校五个优先录取的名额。母校让我选择。我说自己大学毕业后不准备当教师,更想当作家,如果选择武大,毕业分配去文化单位的可能性更大一些,于我文学创作道路更有利。南京梅园中学其实挺希望我选华东师大,那毕竟能给母校增加五个升学指标,但觉得我说的不无道理,因而尊重了我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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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笔者:我觉着诗歌于您,就是赵子龙胯下那匹赤兔胭脂马,它带着您在打胜仗,且一往无前,您怎么看待诗歌带给您的幸运,又怎样看待80年代的“诗歌黄金季”?

洪烛:对于我而言,缪斯不仅是诗神,更是我的命运女神,她带给我好运气!我作为免试保送生,没参加高考就跨进名牌大学门槛。后来又为诗歌理想,目标明确,直奔北京,在中国文联系统找到了工作。诗歌带给我幸运,因为我信。 诗是什么?信则有,不信则无。相信诗的意义,它就是你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甚至使你的生活变得有意义。一旦你成为诗的怀疑论者,它就什么都不是。在你放弃它同时它也放弃了你。八十年代,大学里的文学创作非常繁荣,有一个良好氛围,那是因为重视并弘扬文学精神。八十年代被公认为中国文学的黄金时代,校园文学功不可没。进入新世纪之后,这个良好氛围又在复苏。我这个当年的文学新兵就是通过校园文学迈进文学队伍的。我到现在写作了二三十年,仍然不愿退伍,仍然是一个老兵。到现在还从来没有间断过,就是因为在当新兵的时候,武大的文学精神给了我这样一个信念:如果热爱文学,就应该做文学的战士,永远要写下去,忠实于自己的理想。我觉得,大学里的文学精神有一个很大的作用,就是使人在青少年的时候,产生一种理想、一种精神上的追求,这种精神上的追求也许是需要你付出的,但在一定的时候它会回报你的,让你享受到你的这种付出开出的花朵和结出的果实。我想通过自己的经历来说明,大学里的文学精神确实能够影响很多人,对很多人的人生产生积极的作用。我也非常高兴看见文学精神在新世纪大学校园里的回归。因为我希望它能够对今天的孩子、未来的孩子产生更多这样那样的促进作用。

4、笔者:武汉有两座诗人雕像,闻一多和屈原,分立于武大和东湖,请描述一下武汉大学的雕像趣事和您的雕像情结!

洪烛:我中学时候因为写诗,发现叫王军的同名同姓的特别多,写诗发表作品很容易跟别人重名。那时候我比较喜欢闻一多的诗集《红烛》,所以就用“洪烛”作为自己的笔名,把红色的红改成洪水的洪,使它更像一个姓名。当时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避免重名。而这个笔名也好像命运安排。因写诗没有高考直接进入武大后,中文系组织参观武大的老建筑,来到樱园,看见有一个名人雕塑。老师介绍说:这是我们武汉大学以前的文学院院长“闻一多”。我觉得冥冥之中也是诗人闻一多保佑我,因为我用他的那本诗集做了笔名。我们不再叫闻一多老诗人,而改口叫他老院长。整个大学时代,老院长都叼着那支著名的烟斗,坐在山坡上看我们这班后生们写诗。这也是一种文学传统吧:武大是一所为诗人树立有塑像的学校。偌大的武汉,也只有两位诗人以塑像的形式站立着。另一个是东湖公园里的屈原石像。第三尊塑像会留给谁呢?我可要加把劲啊。有如此想法的也许不只我一人。那个时代的诗人都有类似的雄心壮志,我周围的同学,有不少都是在闻一多铜像前宣誓成为诗人的,譬如李少君(现任《诗刊》副主编)、陈勇,譬如低年级的邱华栋(现任鲁迅文学院常务院长)。我们都是浪淘石文学社的。类似的社团,仅武大就有十来个,各自招兵买马,举办朗诵会,油印诗刊,忙得不亦乐乎。我们常去的桂园咖啡馆里,有售已毕业的校友王家新的诗集——其时王家新在《诗刊》,我们便觉得北京的《诗刊》跟武大有缘,谈论王家新像谈论一个发达了的亲戚。这种亲近感是可以理解的。至于我的雕像情结,诞生于写诗之初。普希金曾是我年少时的偶像,我早期的情诗不无他的影响。屹立在皇村的普希金铜像,曾令远方的我激动不已。我热爱(甚至有点嫉妒)那位以塑像的形式永生的诗人。他战胜了时间!这比战胜沙皇要难得多。那时我刚刚写诗,还是不谙世故的少年,却有了这样的梦想:但愿一百年后,我也会被塑成同样大小的铜像,立于故乡南京的新街口……我愿意用血肉换取一块尚未冶炼出来的青铜。或许,那才是我来世的骨头。我2005年在长篇诗论《我的诗经》里写道:“我今年38岁,正是普希金死去的那个年龄。我意识到自己身上的双重使命:不仅为自己,还要接替另一个人活下去。我要把普希金没来得及写的诗全部写出来。包括他那些还没来得及开始或完成的爱。我正在把虚拟中的普希金的下半辈子变成现实。这也是我的下半辈子:与另一个活着的死者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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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笔者:80年代常有诗人扎堆在武大聚会,当时的诗生活是如何?

洪烛:洋溢着理想主义精神的八十年代是出诗人的年代。在全国高校,几乎每个中文系的学生都算半个诗人。我也未能例外。当时我因中学时写诗小有名气而被保送进武汉大学,觉得一下子由混沌的尘世进入诗人的乐园。每年春天,樱园的樱花便开了,武汉三镇的市民,成群结队地到武大校园内赏花,有一条路也以樱花大道命名。浪淘石文学社,也该举办邀集湖北各高校诗人参加的樱花诗会了。八十年代的朗诵会,可比九十年代的要阔气得多,一声号令,千人云集,有兵团作战的气势。我参与主持的几届,由学校派车接来碧野、徐迟、曾卓等老作家担任评委,评出的好诗都有奖品,且在校报校刊上发表。朗诵者大都是各校的名花,陪伴着各自的诗人逶迤而来,真是才子佳人大聚会。诗会隆重得像选美。难怪那时候诗人多呢,读者中美女也多——女大学生们以认识诗人为荣。顺便提一句:曾在樱花诗会朗诵拙作并获奖的华中师大“战地夜莺”(校广播员)孙汀娟小姐,毕业后成为湖北电视台著名主持人。十年一别,偶尔调频道重睹她的芳颜,我自作多情地猜测:美人是否还记得我的诗呢?

6、笔者:相对于别的大学,武汉大学是比较重视文学并具有前膽性的。80年代,武大领先在全国招有作家班,当时的情形怎样?

洪烛:武大当时在全国领先招作家班——有廖亦武等诗人。廖胡子以酒和诗团结了一批社会上的兄弟。诗坛正闹“第三代诗歌运动”,按道理最热闹的地方应该在四川,可四川的诗人极喜爱来武汉串门。成都的尚仲敏编印“大学生诗报”,每期都及时地在武大教学楼前张贴出来,惹得众人像争看大字报一样围观。莽汉李亚伟、杨黎从重庆乘船随流而下来武大找人——敲错了宿舍门,结果认识了正捧本《星星》在读的我,畅谈一番,还送我一套他们的诗歌资料《非非主义》。那时候只要知道对方写诗,就跟在敌后碰上同志似的。对一下接头暗号顿时就变成生死之交了。多年之后,我跟李亚伟又戏剧性地在北京重逢了——他摇身一变,已腰缠万贯,手持大哥大敲我的门,拉我去楼下喝酒。问他还写诗吗,他说:诗不写了,酒还照样喝。想当年,辛亚伟的一首《中文系》曾使全国各高校的诗人臣服。武大快成了四川诗人的别墅——廖亦武的宿舍就是一大据点。李亚伟、杨黎、马松等游侠经常不请自来,反客为主地邀我们这些本科生诗人喝白酒——从他们身上,我学到了不少江湖上的知识。廖胡子捧着个大茶缸慢条斯理地招呼大家,与旧时代川江上的舵爷权神似。他还邀约亚伟、开愚等人在武大搞过一次第三代诗歌讲座,谈吐幽默、粗野,像练武场上的枪棒教头,与平常助教、副教授们温文尔雅的讲学风格迥异,把阶梯教室里的女学生吓退了不少。他们把绿林好汉的诗风带进了武大的校园——应该承认,他们使诗歌不仅仅停留在写作的阶段,而接近于行为艺术。他们以流浪汉的形象,对校园诗歌进行了一场哗变、一次革命。武大很巧合地成为第三代诗歌运动的一座桥头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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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笔者:在我看来,诗人都是很有几把刷子、有相当能量的,在您眼中,能帮国际法系女生写论文的诗人肖开愚,到底是怎样一个人?有怎样的趣事?

洪烛:廖亦武、李亚伟他们常去法律系的女生宿舍——那里有他们一个漂亮的女老乡。而且跟这个女老乡同寝室的,还有好几个漂亮的女同学。据说有一次他们泡得太久了,某女生不耐烦了;“我们明天就要交论文了。”在座的开愚说:“我可以替你写呀。”女生不信:“你写得了吗?这可是国际法专业的。”开愚讨来题目与稿纸,一挥而就,完成了一篇谈国际法的论文——女生们传阅,居然没看出什么破绽,第二天就如此交差了。由此可见开愚的博学。这是武大校园里流传的一段关于诗人的佳话。第三代诗人,大多是大学生出身,而且天性聪慧,能把死书读活了。现在看来,一座大学,多出几位诗人,还是比多出几个书呆子要强。

8、笔者:1989年,您从武汉大学毕业分配至中国文联出版社做编辑,面对当时北京,身边诗人少这一事实,是否特别怀念武汉,并有一种断挡的失落?

洪烛:八十年代的末尾,我离开了武大,来到了北京,在中国文联出版社做编辑。不知是因为城市的更改还是因为年代的更替,我周围的诗人越来越少了,甚至我自己——诗也写得越来越少了,基本上改写散文了。是否可以这么认为:不管作为我个人,还是对于中国的诗人群体,都由诗化的岁月进人了散文化的岁月?诗人们的黄金时代结束了。但我的梦想并没有结束。甚至,还像是刚刚开始。1989年7月我坐着硬板凳(火车硬座)来北京的,在老火车站重温前辈沈从文初来时发的誓:“北京,我是来征服你的。”最近接受人民网采访,说起这个细节,主持人赵凝问我是否也发过什么誓,我说当时这么想的:“北京欢迎我,我来,不欢迎我,我也来。只要我来了,就赶不走了。”

转眼二十八年过去了,我不在乎自己在这座城市里是否真有了一席之地,更希望精神上仍然坐着初出茅庐时的硬板凳、冷板凳,而不去抢那些安逸的沙发。那个二十二岁的文学“北漂”,如今早已过了不惑之年,却还不知天命、不服天命,仍然对诗歌与人生保持着痴迷、困惑与好奇。也许,恰恰相反,我早在二十二岁之前就无师自通地知晓了天命为何物:文学就是我的天命,我的航标。诗歌乃至文学,是繁荣还是萧条,将涨潮还是退潮?我没想那么多,它对我的影响不会很大。就像前面那二十多年一样,我仍将做文学的“钉子户”。谁想拆迁就拆迁吧,反正我就住这儿了,赶也赶不走。别说至少还有冷板凳、硬板凳可坐,即使是站票,我也要啊。二十八年前,投奔文学理想,我已做好了自带小板凳的准备。文学永远不会撵她的追求者的,我干嘛撵自己呢?只要文学不死,我就不会成为丧家之犬。现在,我对文学感情更深了,态度更虔诚了。文学活着,我愿意为她看大门。即使真像某些人预言的那样——文学死了,她也会有守陵人的。不是还有我嘛,我会站好我的这一班岗。我知道能这样想的,可不仅仅是我一个人。文学的铁杆粉丝多着呢。即使文学真的死了,她的灵前也会点一盏长明灯,只要灯火不熄,就等于文学仍然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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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笔者:您曾有一段时间做了“诗歌的逃兵”,为什么?

洪烛:八十年代我就左手诗歌、右手散文,自喻为左手圣经、右手宝剑。1992年在北京卧佛寺参加《诗刊》社第十届青春诗会后,我一度放弃诗歌。原因很简单:当时是诗歌的低谷期,居京大不易,厌倦了租房及睡办公室,仅仅为了有能力买一套商品房(多么世俗而无力抗拒的一个念头),我就狠心地改变了个人的创作史,以淡出诗坛为代价,转攻大众文化,狂写为稻粱谋的青春散文,覆盖数百家发行量巨大的青年、生活类报刊,成为掀起九十年代散文热的现象之一,被《女友》杂志评为“全国十佳青年作家”。其间出版长篇小说《两栖人》以及散文集《我的灵魂穿着草鞋》、《浪漫的骑士》、《眉批天空》、《梦游者的地图》、《游牧北京》、《抚摸古典的中国》、《你是一张旧照片》、《冰上舞蹈的黄玫瑰》等十几本。1999年如愿以偿地住进商品房,开始为回归诗歌做准备,撰写数十万字解读大师与经典的评论,后结集为《眉批大师》、《与智者同行》、《晚上8点的阅读》出版。2003年,非典期间着魔般写出二百首诗,覆盖各地文学报刊。做“诗歌的逃兵”,不敢说是曲线救诗歌,至少是曲线救自己。那么长的一段时间,我打算忘掉诗歌。我确实这么做了,并且也做到了。我彻底地过起普通人的生活。但这并不是我的目的。我真正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返回诗歌——带着一颗恢复了纯洁、仿佛不曾被语言、意象污染的大脑。这是危险的赌博,因为还存在着另一种可能:我再也回不到当初出发的地方。上帝保佑,流放者总算归来了。我还是我,但一个诗人却以自我放逐为代价,艰难地赢得了他的新生。当我忘掉诗的时候,诗也就忘掉我了。当诗想起我的时候,我又怎能抗拒——自己想起诗呢?所有忘不了的梦,都缘于你同时被自己所梦见的人梦见。这就不仅仅是梦了,它还具备了一半的真实性。诗也如此:一半是梦,一半是真实。流放归来:诗把一个成年人的童心又给发掘出来,他壁垒森严的庄园,多了一片野花的开发区。在满足基本生存之后,我把更多的精力用在写诗上而不是挣钱上。挣钱的目的是为了有条件购买快乐,写诗本身就使我快乐,虽然没挣着钱,但获得的快乐一点也没少。对于我来说,快乐才是硬通货。

10、笔者:有人说您“影响了一代人,也害了一代人”,这话听起来有没觉着刺耳?

洪烛:本世纪初,诗歌还未回暖,一位曾经的中学校园诗人诚恳地跟我说了一句话:“你影响了一代人,也害了一代人。”虽是玩笑话,但是事实。我因写诗上大学、进北京中国文联的经历,影响过那一代的许多中学生,让他们觉得写诗可以出名,可以上大学,可最后荒废了功课,又没被保送上大学,加上赶上诗歌的寒冬,所付出的,在现实中兑现不了什么价值。这不只是诗人的悲哀,是时代的悲哀。我一直对诗歌有感恩,从来没觉得诗歌害了我,相反,我的一切都是诗歌带给我的。如果不是写诗,我可能中学毕业后就在照相馆里当临时工。即使在因生活所迫离开诗歌的那十年,我并不相信会真正放弃。有日记本里的文字为证:“别人纷纷浮出海面,我选择了沉入海底,因为我能更长时间的屏住呼吸。别人的诗篇如同照明弹升上夜空,使战场都笼罩着节日的气氛;我没权利羡慕,悄悄背转身去。让我的诗做一枚深水炸弹吧,在沉没的地方证明自己。别把我当成一般意义上的沉船。沉没,并不等于沉默。沉默,也不等于沉没呀……”对于诗歌,我只问耕耘,不问收获。正因为要的少,给自己乃至别人的感觉得到的多,总有喜出望外的事情。正因为要的少,才坚持了下来,等到了柳暗花明又一春。尤记得1992年参加青春诗会,大家打着手电筒,去寺庙后面爬山,在黑暗与空旷中尽可以放开嗓门,一首接一首地唱歌。唱的次数最多的还是那首《走西口》:“哥哥你走西口……”《走西口》为什么成为那届青春诗会的主旋律,或者说主题歌?使诗会笼罩着一种既粗犷又不无悲壮的气氛。我想和当时的社会背景及诗歌的浮沉不无关系。

我一直觉得1992年,是中国诗歌的一个分水岭,八十年代黄金时期的余光余热,到九十年代初才耗尽。经济大潮的浪头越来越大,作为精神制高点的诗歌在无法躲闪的物质压力面前,显现出江河日下的颓势。诗人们也普遍有一种失重感:“诗人何为?”从各自压抑的生活小圈子暂时走出来,在秋风席卷中相聚香山脚下,既为了切磋诗艺,更为了相互取暖。虽然谁都知道:温暖是暂时的,快乐是暂时的。盛宴结束,还得各自走各自的路,各自面对各自的难题。所以在饮尽杯中酒之前,都想痛快地吼一吼:“哥哥你走西口……”中国诗歌的边缘化,从1992年前后真正开始的。当时写诗,就像踏上一块漂浮的大陆,或者说一块漂浮的甲板,它原本位于社会中心的,可它正在滑向边缘。诗人们难免会比别的船上的水手多一点晕眩。昔日香烟袅袅的神圣殿堂,正变得门可罗雀。甚至我们自己,不仅担心自己可能是倒数第几的香客,还担心自己是否可能坚持下去。1992年,不仅许多诗人背井离乡,改弦易辙,中国诗歌也该走西口了,该给自己找一条新的出路,新的活路。如果说新世纪的诗坛又变得繁荣,甚至恢复了八十年代的辉煌,那只能证明:九十年代的中国诗歌,走西口成功了。突围成功了。它在走西口中保留了火种。对于我个人同样如此。在1992年的青春诗会之后,我一度远离诗歌,转写散文与畅销书,积累实力,抵御严寒。我也是在走西口啊。但我知道我还会回来的。新世纪使枯木逢春。我果然回来了。不仅回来了,还给缪斯女神献上自己在其他领域的战利品。这可不是我一个人的遭遇,诗坛上还有很多和我一样的归来者。走西口的归来者。归来的时候,青春已不在了,可诗歌还在。还在等着我们,一个接一个回来。就像当年,它也曾目送我们,一个又一个离家出走。归来的时候,诗人老了,可诗歌还是那么年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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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笔者:2016年夏天您重回武汉,有何感慨与我们分享?

洪烛:2016年5月,我的组诗《黄鹤楼与古琴台》获《人民文学》“美丽武汉·幸福汉阳”全国诗歌(词)大赛特等奖。颁奖典礼与朗诵会在在武汉市琴台大剧院举行。重回武大,把当年经常散步吟诗的樱花大道,又走了一遍。我南京的表妹看到微博上的照片,留言:“自从那年一男孩乘船独自求学,他的命运就与武大割舍不断啦。是你姨妈们因不舍而牢牢记得。我只是听我妈描述的那个场景,都能觉得武大——大雨——船舶——男孩,肯定有不一般的缘。”亲友们还记得1985年在南京码头送我去武汉的情景。轮船开往武汉之前,一场倾盆大雨从天而降。这么多年过去,那个冒雨出行的男孩,变成老男孩了,做着的文学梦虽在现实中磕磕碰碰,还是醒不了。看到武大的风景,心里一热:我的青春曾受到这些景物滋养。难忘母校的恩情。再次在樱花大道上行吟,感受着母校永不逝去的青春,仿佛又看见二十多年前的自己。对于我而言,武大是命运之门,改变了我的人生。 老校长刘道玉是我文学道路上的贵人恩人。我写作至今,既为感恩,也为报恩。我还需更努力,才能证明1985年武汉大学和刘道玉校长从茫茫人海里选中我,没有看走眼。他帮助过一批作家诗人。我只是其中之一。但我相信每个人都跟我一样的心情。我的梦是武大造,武大人做武大梦。可武大梦,绝对是中国造。是中国梦里的梦,也是中国教育梦和中国文学梦里的一个亮点。

12、笔者:诗人陆健说“有诗歌为伴 生活不会庸俗”,您怎么看?

洪烛: 生活中的诗,正如海水里的盐、血液里的铁,也算一种矿物质。我把白开水当成矿泉水来品尝、鉴别。从无意义中发现有意义。如果说写诗是自我欺骗,多么愿意如此幸福地受骗啊。诗是我心中的佛。我愿意为它而施舍,也愿意为它而托钵行乞。当然,对于另一些人,佛是他心中的诗。可以把诗意理解为一种宗教,也可以把宗教理解为一种诗意。它是我的第二次生命:我通过诗而脱胎换骨。早就不是以前的那个人了。什么叫做诗人?是不断更新的过程,也是结果。诗歌不会给予你什么,它只能帮助你知道自己需要什么。但这是你拥有什么的必要前提。因为饥饿,你去寻找食物——诗歌把你从麻木中唤醒。就把它当作你灵魂的闹钟吧。对于没有诗也能活得好的人,我从不劝他们写诗。对于没有诗就感到没法活或有了诗会活得更好的人,我能怎么办呢,不用我劝他们也要写诗的。或者说,我再怎么泼冷水他们也不会放弃的。这才是真正属于我的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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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笔者:自媒体时代,微信的出现让人们阅读和推广诗歌的机率大大增加,这是否造成对传统纸媒的冲击,并打破其原有的依赖?

洪烛:原先的纯文学里,小说、散文、评论,都因为网络文学的新兴勃起,而显得老态龙钟,连以先锋自命的现代派都眨眼间变成了旧货,反倒是在纯文学里原本就很边缘化的诗歌,与网络一拍即合。不仅没有继续衰落,反而借网络之东风扶摇直上。为什么诗歌就不怕网络的遮蔽,反而得网络之助闪耀登场,重新亮相呢?这证明了诗歌真有一种置之于死地而后生的精神。而其它纯文学样式,常常是所谓的纯文学,其实并不纯,或者说没纯到家,没纯到极致,若真纯到极致就死不了的。网络上那么多人在议论“文学死了”,却没人敢说“诗歌死了”。谁都知道,诗歌是死不掉的,一方面因为中国自古即是诗国,有源远流长的诗歌传统,另一方面,中国诗人早就学会了自救。市场经济的物质主义,都没把诗歌的海市蜃楼挤垮,都没把中国诗人全饿死,网络的铺天盖地,难道就能把诗人给淹死吗?他们早就学会游泳了,不,他们天生就会水性,在最严酷的环境里都能存活,尤其擅长绝处逢生,无空不入。诗歌注定是文学的急先锋与轻骑兵。它凭着嗅觉就能闻到网络时代蕴含的无限生机。它一开始就是张开双臂拥抱网络的。果然,网络使诗歌插上翅膀,使诗人的交流更为密切,仿佛回到盛唐。中国诗歌的现场,以最快的速度由纸媒体转移到网络上,捷足先登。不,在互联网出现之前,诗人们就懂得以自费诗集、民办报刊、朗诵会来弥补官方诗刊阵地有限之不足了。诗歌是讲究行动的文学,是注重现场的文学,是真正的纯文学。超越功利,无欲则刚,是真正活着的文学。网络的出现如同天意,使诗歌枯木逢春,迎来了自八十年代之后的又一个青春期。诗人更无私,更愿意奉献,也更勇于牺牲,所以也就更适应网络时代:诗歌是一棵树,只要有一块土壤,就想开花结果,难道开花还需要理由,难道结果还想到收版税吗? 写诗是为了自娱并娱人的,这与网络的魅力不谋而合。许多人上网,不就是为了说话吗?有一点话语权就够了。不是为了把自己的话卖个好价钱的。诗人写诗也是如此。所以无求功利的诗歌通过网络找到更多情投意合的读者。所以无私的诗人,无意插柳柳成荫,在网络上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胜利。如果网络制造的文学革命,确实相当于焚书坑儒,那它肯定无法把诗歌付之一炬,因为诗歌不是死书,诗歌是活着的;网络革命埋没的腐朽儒生中,肯定不包括诗人,因为诗人不是读死书、死读书长大的。诗人是斗士,诗人拥抱新潮流,因为诗人永远比任何新潮还要新潮。诗人自古至今都是思想与情感的潮人。对于21世纪初的中国诗人来说,网络来得正是时候。这场急时雨使诗歌枝繁叶茂。网络诗歌还将载入诗歌史——不,网络改变了中国诗歌,也改变了中国诗歌史。

14、笔者:您的父母都是上世纪50年代的留苏大学生,出身于这样的书香门第,他们一定给过您不俗的教诲,说下你为母亲写的《母亲》一书。在您看来,何为孝?

洪烛:2007年12月底,我母亲突然去世,在失去的母亲的悲痛中我觉得写作又一次帮助了我。虽然是写散文,但十万多字的《母亲》我是当作诗来写的。那时候我通过写作一方面是抒发哀悼母亲的情感,另一方面借此回忆以前和母亲的经历。在我心情最艰难的半年时间是通过写作度过的。写完之后发现读者都很喜欢,很多人留言都说看哭了,后来我发现文字真的很神奇,我哭着写的东西读的人看了也会哭。而这本书也意外获得了当时的年度散文金奖,关注它的人就更多了。由北京时代华文书局出版,首印一万册,很快又加印八千册。这本书其实是很偶然的,可以说在我写的所有书里,就写这本书的时候没有考虑到“文学”两个字,也没有考虑到“写作”两个字。写的时候并没有把它当作作品来写,而是像写日记一样。但忽然发现我的所有书里面最感人的就是这本。后来通过这本书我也反思我们的文学,我们以前的作家创作时可能太端着了,写的时候会想着我是作家是诗人写的是诗歌是散文,而最古老的文学作品在产生的时候没考虑这些。写《母亲》这本书对于我也属于一种返璞归真,在这个过程中我也认识到文学的意义是和心灵和情感相关的,不是那种非常高精尖的。相反,只要在写东西的时候把真情实感表达出来,肯定会感动别人。在我已出版的43本书里面,这本书的产生最自然,它不是我写出来的,是从我心里面长出来的。孝,是一种爱,而且是最原始最有传承性的。我写《母亲》一书,孝也是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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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笔者:仿佛有段时间,您写过不少关于新疆的组诗,您是怎么回归的,现在的写作状态如何?

洪烛:2005年10月,参加中国诗歌学会的“中国诗歌万里行”,走进新疆,看见深邃的天空、漫长的地平线,以及与我日常生活相距甚远的雪山、草原、沙漠、戈壁、冰川、内陆河……简直像做梦一样。这是一个令我们的现实变得渺小的最大的美梦,让人不能自拔。没有别的办法,我又想写诗了。似乎不赞美几句就不足以平衡动荡的心情:“我爱这辽阔,同时接受它所带来的空虚/使个体的人显得渺小,仿佛要垮掉/又在一瞬间无限地扩张了他的胸襟/并且再也无法收回/我爱这辽阔,也爱被辽阔改变了的自己/欢呼吧,为内心震撼后建立的新政权!”从新疆归来,一年多的时间,我写出由四百首短诗联缀而成、长达八千行的长诗(或称大型组诗)《我的西域》。在中国诗歌网贴出后赢得极高的点击率,又由《人民文学》、《诗刊》、《星星》、《诗林》、《诗选刊》、《扬子江诗刊》、《长江文艺》、《飞天》、《红岩》、《绿风》、《绿洲》、《延安文学》、《西北军事文学》等数十家报刊选载,被诗家园网站评为“2006年中国诗坛十大新闻”之一2006年10月,我被特邀为诗刊社青春诗会指导老师去了宁夏,从贺兰山走到六盘山,写出长诗《西域》的宁夏部分。2007年4月,参加诗刊社“春天送你一首诗”,从甘肃的兰州、武威、张掖,酒泉一直走到敦煌(再往前就是阳关和玉门关了),我写出长诗《西域》的甘肃部分。参加青海湖国际诗歌节,我又为青海写诗。西部人文化了的自然以及与自然肌肤相亲的人文,深深地影响着我并改变了我,如同创作生涯中一次刻骨铭心的艳遇,使我重新成为一个诗人。《我的西域》2008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后获得中国诗歌学会徐志摩诗歌奖。当时的颁奖词为:“洪烛20多年来笔耕不辍,新作迭出,且始终保持在一定的质量水准线上,在读者、尤其是年轻读者群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我的西域》是其近年游历、探访中国西部之后的一部力作,它的厚重、独特,主要基于诗人在以下三个方面的表现:一,对信仰、理想的重塑。这于平民化立场的过度提倡引发的价值混乱、道德失范之现世精神状况无疑是一种反驳的努力,浸透着对自然和历史的尊重;二,集中体现了诗人细致绵密的创作思维特点。敏感、敏锐,穿透力强,和西部的苍茫辽阔恰成对应。所以《我的西域》的成功,既是人力为之,又有某种天意;三,诗人对叙事元素与抒情元素的平衡掌控适当。故事不粘滞,颂赞得体——准确勾勒出了现代人的访古朝圣之姿、之态、之幽情。”。沾了丝绸之路文化热以及“一带一路”的光,此书最近又重新受到读者、评论家与媒体关注。

16、笔者:为什么参予发起新归来者诗歌运动?

洪烛:2009年11月20日,我在南宁参加汤松波长篇组诗《东方星座》研讨会,接受香港文汇报采访时说,当今诗坛“新归来者”现象进入高速发展时期。什么是“新归来者”?我回答,诗歌在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的繁荣到90年代的萧条后,新世纪以来逐渐升温,呈现出春回大地之势,似乎有望恢复八十年代的辉煌,涌现出了一个又一个、一批又一批归来者。他们大都曾跻身于八十年代席卷全国的诗歌运动(如朦胧诗、第三代或大、中学校园诗歌等),后因各种原因中断了创作,如今又候鸟般返回愈来愈热闹的诗歌现场。新归来者现象出现在新世纪初,2005年以后“归来者”现象明显,近年来更是不断升温,2007年1月我在郑州诗会上才明确提出新世纪“归来者”概念。新归来者的重要代表之一, 是上世纪80年代中学校园诗歌群体(代表人物还有邱华栋、周瑟瑟、师永刚、江小鱼、叶匡政、小海、海啸、叶宁、马萧萧、古筝、沙克等等)。当时,全国中学校园涌现了成百上千的少年诗人及无数的文学爱好者,我曾在《八十年代的诗歌王子》中描写这一盛况。姜红伟又借助网络等新兴媒体把这些失散的诗歌兄弟联系起来,出版大型文集《八十年代中学校园诗歌备忘录》。葛红兵回忆录的题目就是《寻找诗歌史上的失踪者——用回忆向八十年代中学校园诗歌运动致敬》。那一批少年成名的中学生诗人后来大多数忍痛离开了诗歌,忙于生存与发展,如今又不断有人重新拾起诗笔。由于2006年以来,我和众多诗友一起为诗歌界归来者现象鼓与呼,我还执笔写了《归来者:不是宣言的宣言》,中国青年出版社隆重推出一套《归来者诗丛》(首批包括我的《我的西域》、邱华栋《光之变》、汤松波《灵魂没有淡季》、周瑟瑟《松树下》、吴茂盛《到达或者出发》、周艺文《我和你》,其中《我的西域》获第二届徐志摩诗歌奖),为诗歌的升温,诗人的坚守或回归提供支持。“新归来者诗群”和这套《归来者诗丛》被“南方诗歌研究中心”列入2009年专项研究课题,评论家张德明副教授在为这个专题研究做总论。新世纪诗坛为什么会出现“归来者”现象呢?我总结了四个原因:一是技术原因,二是政府政策支持,三是时代发展,四是诗人自身追求。由于互联网的产生恢复了诗人之间的联系,诗人之间沟通多了,沉寂了很久的诗坛变得异常活跃,从技术上为归来者现象的产生提供了支持。其次,经历了1990年代物质世界的发展,国际追求软实力的竞争,重视文化建设,呼唤文艺复兴,诗人被激活。再次,时代发展、进步了,要求文化也要跟上。很多1980年代的诗人在离开诗歌的十几年间,并没有真正放弃,应时代的要求,诗歌日益繁荣,一批“归来者”又重拾旧业开始创造。从诗人自身原因来讲,我认为这是诗人梦想的复活。经历了90年代诗歌的边缘化,诗人们在物质生活得到极大满足之后,开始追求精神生活,所有的一切都缘于他们忘不了曾经的诗歌梦我认为,“新归来者”是一种积极的文化现象,他们是诗坛的生力军。对于诗歌生态繁荣、诗歌人口增长具有重要意义,是近年来诗歌繁荣的中坚力量。这些诗坛归来者,有过1980年代的经验,而且保持着1980年代的激情,对于中国诗歌的发展,将成为很重要的力量。凡是归来者都有这样的感觉:重新做一个诗人,这比一开始立志做一个诗人时更成熟。诗歌曾经是青春饭,是一生中的精神早点,人到中年的归来者在中饭时再次以诗为主打菜,甚至准备把诗做成晚饭、做成不散的筵席,说明他真是准备跟诗过日子了,这对于繁荣我国诗歌具有非常大的促进作用。“归来者”正在改变诗坛的格局,使诗歌逐渐走向大众化。1990年代诗坛坚守者的数量是确定的,而新世纪的归来者则是无限的。尤其1960年代出生的诗人(包括被文学史教材认可的“中间代”),归来者的比重越来越大。我大胆预测中国诗歌将可能再现1980年代的繁荣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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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笔者:您曾在一个专访里说过“诗人当自强!”,怎么理解这句话?

洪烛:诗人不应该成为被社会大众同情和怜悯的对象,我觉得诗人还是可以成为强者,被大众敬佩。诗人当自强,而不是自卑、自残、自虐,那都相当于精神上的自杀。每当谈论顾城、海子时,我总希望中国也能有歌德那样的大诗人:直到80多岁还在创作《浮士德》,超越了早期的《少年维特之烦恼》。诗言志,也励志:应鼓励诗人的生命更坚强,创作寿命更长久。诗歌与人生是紧密联系的,似血缘关系。它可以在我们忧郁时、不快时,起到镇痛的作用,慰藉我们的心灵。我不赞成海子、顾城的做法,其实他们原本可以像歌德那样实现自我精神的超越。为他们惋惜,就是不希望这样。能把酸甜苦辣都视为人生财富,就坚强了。顾城、海子若想通了,就不会破产。大俗与大雅互为滋补。艺术不是凌空蹈虚。乱世出诗人,闹市也出诗人。没有抗击打能力,理想甚至会变成灾难。对于经得起折腾的人,理想才是正能量。所以诗人需要加倍的坚强,才能在现实中保存住理想。保持理想不见得非要逃避现实,而是策略地面对现实。能改变现实的理想才是强大的理想。诗人永远在协调理想和现实的关系。来自人性的诗意才是真正的诗意。要让诗歌成为正能量,得有良好的心态。我20多岁写《游牧北京》一书时说过:“能做毕加索就别做梵高”。能做自己就别做别人,能做第一就别做第二。写作既要直面人生,更要直面自己。能做活着的战士就别做烈士。我还在《我的诗经》里写过“活着的诗歌烈士”。诗歌精神也许不需要烈士,但需要勇士。那得有超强的平衡能力。难啊,走钢丝,又不掉下来。掉下来本无所谓,最好打一个滚就好了,才叫本事。爬起来还是一条好汉。不,应该更棒了。诗人作为爱的歌者,应尽量避免对别人乃至亲人造成伤害。从屈原开始,诗歌就是弘扬真善美的艺术。诗人在生活中也是有底限的。诗人的好,却应该是上不封顶的。诗人就该是好样的。从海子、顾城的时代走过来,诗人们会越来越坚强,越来越智慧。诗歌可以言志、励志,可以产生一种内在的能量,塑造一个人的精神层面。诗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诗歌的生命是无限的。不敢入世就不会出世。不会出世就不会入世。中国文人如苏东坡者,最拿手的就是出入自如。

18、笔者:您最初写诗于何年,最初影响您最深的诗人有哪些?

洪烛:1980年,我还在上初中,同时接触到两位诗人的诗集——而且都是十四行诗。一位是莎士比亚,另一位是白朗宁夫人。虽然性别不同,但他们的十四行诗都以爱情为主题,山盟海誓呀地久天长呀什么的。我产生了这样的误会:诗人天生就会谈情说爱,而诗歌就是为了表达爱情的,是一些分行排列的、写给未知的对象含蓄的情书,只不过公开化了,局外人也有权欣赏。岂止是欣赏,简直是接受爱的熏陶、爱的教育,至少对于启蒙者。如果没有诗歌的引导,我或许就不会成为一个理想主义者,更无法言行一致地热爱并且追求浪漫。当然,也可以说我是中了诗歌的“毒”——不得不饮鸩止渴。直到今天,我对诗歌与爱情都不曾有任何厌倦。作为戏剧家的莎士比亚和作为诗人的莎士比亚,简直判若两人。他一生中创作了三十个剧本,但也还忙里偷闲写出一百五十四首十四行诗和两首叙事长诗。莎翁的戏剧惊心动魄、大起大落,但他的诗风婉约极了,像中国宋朝的柳永——带有长期出没于勾栏瓦舍而沾染上的脂粉气。那么,出自名门的白朗宁夫人,则类似于李清照了,举手投足、选词造句都显示出贵妇人的风范。十四行诗,属于欧洲文学史上一种古典的诗体,格律严谨、词藻华丽,笼罩着时空迢遥造成的神秘感——总令我联想到宋词。它们应该都可以吟诵或弹唱,是酒绿灯红、衣香鬓影的贵族生活绝佳的装饰品。白朗宁夫人,是我最早知道的一位来自异国的女诗人,她的名字,容易让我联想到一种手枪的名称——白朗宁手枪。抒情的诗歌也相当于手枪,佩戴在腰间,不像武器,更像是私人的装饰品。它不是用来防身的,它的杀伤力就是它的感染力——至少没有哪一种文体,能比诗歌更容易征服人们的心灵。每个读者都是潜在的靶子。可惜,由于射程较短,口径较小,它也渐渐落伍了:现在谁会写十四行诗呢?还有谁会填词呢?在流行歌曲的时代,我却怀念着古典的诗篇。如果说诗歌在日渐衰竭,只能说那是因为弹药的匮乏:现代人已不相信爱情了,更没有过剩的情感需要表达。白朗宁夫人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似乎并不高,她的十四行诗虽然有名,但毕竟属于小女人式的文学吧。但不知为什么,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她的诗集在中国还是挺流行的。莎士比亚、白朗宁夫人、十四行诗,乃至柏拉图式的爱情,都离我们的生活越来越远了。幸好我还算是有福的:莎士比亚和白朗宁夫人的十四行诗集,曾经陪伴我度过少年时代——我越来越不承认那是一个清贫的时代。在我记忆中一直珍藏着这些被好多人丢失的东西。或许,每一代人的青春,都会拥有不同的信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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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笔者:您眼中的好诗标准是什么?

洪烛:我们谈起诗的标准。诗要么是无标准的,要么有无数的标准,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标准。诗有无限的可能性,因而无法有统一的标准。每个人有各自的标准,才可能有独创性。我的标准是什么呢?我说,还用去到处找标准吗?新诗的标准就在它的名字里写着。新诗为什么在诗前面加上“新”作为定语?新诗新诗,因为新才是诗,诗必须是新的。每一首诗要配称作新诗,必须为诗提供一点新的可能性,不管内容还是形式,哪怕只是一点点,也将证明自身的价值。任何一点新的可能性,都在证实诗人的创造性。任何意义上的“新”,都是创造出来的。创造的敌人是模仿或复制。要创造,则必须杀死自己的敌人。如果有一千位大诗人,肯定就有一千种诗。因为真正的诗人应该是最有个性的,他不会模仿别人,他写出的诗甚至都是别人无法模仿的。在某些方面,他不仅是第一,而且是惟一的。一首好诗,应该是特定的诗人的影子。不管是好诗还是好文章,裁判权不在作者这里而在读者那里。分数打得高或者低,局外人说了算。不管是好诗还是好文章,最唯物主义的衡量标准莫过于两条:第一条,记住了,第二条,忘不掉。

20、笔者:怎样看待后来出现的梨花体,羊羔体,秀华体?

洪烛:也算新世纪中国诗歌的“小三峡”吧?很险、很喧哗的风景,很有争议,也很能吸引眼球。推动中国诗歌进入公共空间,有惊无险地乱云飞渡: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这三道冲锋陷阵的风景线,引爆了诗歌的内在能量,扩大了外在影响,将为21世纪中国诗歌可能出现的大三峡,起到奠基作用。从这三级跳远开始,诗歌重新回到大众视野,不再是社会的绝缘体。虽然有利有弊,但我个人还是觉得利大于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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